与韩秀书

2016-9-28

我辨认出以下同学：

第一排：右一，韩秀贞；右三，耿育容；左二，王真贤；左三，廖勉；左四，熊国旗；左五，柯兆真。

第二排：左二，阙洪六；左四，陶长本；左六，邱发知；左七，何香遂；左八，韩业康；左九，梁真仁；右三，朱治水（朱麻子）。

第三排：左一，何光一；左二，王英勇（其父为县公安局长）；左三，廖德法；左五，王登富；左六，沈怀源；右一，胡树芳（班长兼少先队大队长）右四，朱祖兴；右五，帅光昭；右六，鄙人。

第四排：左五，卢树清；右四，冯秀真；右一，龚主任（教导主任）。

第五排：左一，蒋家彬老师；左二，蒋秀敏；左三，来主任；左四，茅老师；左五，宋校长。

当年男生中流行的俗语：来一个主任，送（宋）一个校长。

韩业康说，来主任割了儿肠，受到茅老师批评。我当时根本不知道“割儿肠”究竟是何意思，可见韩成熟之早。

蒋家彬老师。当时男生中还有一句顺口溜：“陈广大，广大陈，陈广大是蒋家彬的心爱人”。蒋家彬似乎是音乐老师，个子不高，但小巧玲珑，身材很好，笑得很甜，能歌善舞，性格活跃，是个相当有吸引力的姑娘。当时学校里有一位会拉手风琴的男老师，在热烈地追求蒋。而陈广大时为县团委书记，地位、前途当然比小学教师高，最后如愿以偿。而那位男老师在57年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，好像被开除出学校，不知所终。

又认出几人。第二排左三，郑明邦。第四排右二，汪容；右三，何德贤；右六，赖志华；右七，朱姓女生，和朱祖兴有亲戚关系。

没有认出颜永寿、张宗华、陈锡霖三位女生。这三位女生似乎都是大明电厂的职工子女。在我们这些出身普通市民家庭的孩子心目中，她们跟干部子女一样，属于比我们高一级的人物，穿着打扮都不一样。

颜永寿好像是天生的卷发，有股洋气。张宗华梳两条小辫子，好像还有点刘海，爱穿一条背带裤。张宗华曾和我同桌（中间第二排），虽然那时男女同学之间划分界限，但我曾对张产生某种朦胧的情愫。这三个女同学在念高小时，好像都转学去外地了。但据凌承昆说，颜永寿也考上江津一中，在62初一班，念了一年，才转学去重庆了。

1978年我在合江县，刚刚接到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，正准备去北京，却听原来航运社的一个同事朋友说，他老婆有个邻居，叫张宗华，也是江津人，老公是合江人，从青海调回合江，在县城的马街中学当老师，张跟随老公一起来到合江，在四川天然气化工厂（设在离县城30里的王场）做临工。我就叫他老婆带我去她家里看看，门一打开，我马上认出她就是我那个同学张宗华，五官脸型跟我脑海中的印象一模一样。她还记得茅老师，但对我毫无印象！

梁真仁，父亲叫梁绿野，在估衣店（旧货店）工作，据说是中统特务。他学习成绩不错。高小一年级，我当少先队大队学习委员，他就接替我的中队学习委员职务。因为家庭原因，未考上中学，是否读了民中，不知道。后来在江津农机厂（集体所有制）当工人。他的岳父是泸州麯酒厂的资方人员，改革开放后，文革中被没收的股本退还，他因此去麯酒厂，当了老总。

邱发知，其父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。他也因此未考上中学。我们念初中时，他在牛奶场当工人，改革开放后，还入了党，后来也搞房地产。

韩业康，父亲是邮电局工人。他、郑明邦、陶长本是班上最调皮、成绩最差的三个学生。未考上中学，他就在邮电局当临工，我念高中时，曾看见他在街上挖电线杆洞子（电线杆的根换成水泥杆）。后来进了建筑社当工人，改革开放后承包建筑社，后来成为江津县最早发家的建筑商之一。韩的聪明不在学校念书，而在社会上混，这不是学校可以学到的。

胡树芳和何香遂都进了长风厂。卢树清顶替父亲，在重庆钢铁公司当工人。熊国旗在重庆当保安。何香遂大约在八年前在长江里游泳淹死。

2016-9-30

 记忆的黑盒子一旦打开，就似乎收不住。再聊聊小学的往事吧。

    请看这张拍摄于1956年2月21日的照片：四牌坊小学“除四害”模范合影，其中第三排右三为鄙人，第二排右五是柯兆珍，右十是朱治水，第四排右十是胡树芳，其他的就辨认不出来了。拍摄地点是当时所谓的中堂“”之前。

    请注意背后墙壁上的口号是五爱“”：爱祖国，爱人民，爱劳动，爱学习，爱护公共财物，却没有“爱党”、“爱主席”、“爱社会主义”等政治口号。

    四牌坊小学始建于光绪31年（1905年），比江津一中还要早一年，应该是江津县资格最老的小学。解放初，该校改名第一小学，又叫“中心校”，可见其地位之重要。

    1953年四牌坊小学招生，有六七百人报考，只招一个班。口试在进校门右边那间房间内，参加口试的考生队伍排到校门外的人行道上，老长老长。那时共产党不像后来那么腐败，招生标准没有“政治条件”，只有“1953年9月1日前满七岁”和“语文算术口试”这两条。要搁到后来，梁真仁、邱法知等出身“敌对阶级”家庭的人，是进不了四牌坊小学的。

 

     入学前，我在小官山幼稚园读过两年（中班和大班，班主任是“矮子”杨老师（女），后来李光林说，他和我同班），在家里父亲也教过我《看图识字》和加减法，所以，口试结果不会差。但我要到当年阴历9月15日才满七岁。我母亲灵机一动，把户口簿上我的出生日期改为6月15日，于是就考上了。

    （顺便说，我下月满七十，罗江桥夫妇将从佛罗里达乘飞机来到我家。）

    开学第一周，叫我们的是吴老师（津一中体育老师任剑英之妻，任晓航同学之母）。吴老师把我们当成连阿拉伯数字1、2、3都没见过的儿童，第一堂算术课，她要我们在作业本上抄写三页阿拉伯数字“1”，第二天抄写“2”，第三天抄写“3”，以后依次类推，我讨厌死了。幸好，第二周茅老师就代替了吴老师。她一开始就直接教我们加减法。

   

    一年级一册语文书的开始几课是（繁体字）：一，开学，开学了；二，上学，我们天天上学；三，同学，学校里同学很多；四，老师，老师教我们，我们要听老师的话；五，放学，同学们说，老师，再见，老师说，再见再见；六，回家，大庆回到家里，妹妹说，妈妈，哥哥回来了。以后的课文，已经忘记了。

      小学语文课本大概是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编写的，总的看来，政治性淡薄，有许多童话，如“猴子（在水井里）捞月亮”，“白鹤和狼”，“狼和狐狸”，“熊家婆”等。有一首诗歌：太阳，瞅着高粱，高粱，红着脸庞，秋风送信了，明天要进仓。还有鞍山发明“万能工具胎”的劳动模范王崇伦和节约模范孟泰的故事。

     但高小二年级的语文课本，开始受到大跃进的影响，有诗歌“天上没有玉皇，地上没有龙王，喝令三山五岳开道，我来了”、“共产主义是天堂，人民公社是桥梁”、“千斤一颗的大白菜已经长得很大了”等内容。歌颂毛的，我只记得“吃水不忘开井人”和农民诗人王老九的诗“梦中想起毛主席”等。

 2016-10-1

    这两张老照片，勾起我对小学时光的不少回忆。我忽然有个想法，把自己的这些回忆写下来，交给你修正并予以补充，以便将来得空时写成一个比较正式的东西，给我们的后代阅读，使他们知道我们走过的岁月。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，太不了解了。他们完全相信官方所说的那些东西，而我认为官方的东西出于当下政治的需要，充满了偏见甚至谎言。另外，我们的回忆，除了供后代阅读，也许还成为后世历史学家研究中国这段历史的重要素材。

    我们从小学到中学，一直同班的只有六人。其中，赖志华早已去世。陈显诚现在出现早期老年痴呆症症状，而且他不玩电脑。王登富好像不爱跟老同学来往，除了2005年我回江津时，他参加过那次同学聚会以外，其他同学聚会，他一概不参加。现在能通过电脑保持联系的，除你之外，只有何光一。何光一的经历比我更为坎坷，但他现在似乎一心一意忙于培养孩子和给大学生讲课，不知道对写回忆录之事是否感兴趣。因此，我写的这些东西，希望你不要对外扩散。如何光一感兴趣，可以把我的电邮内容转给他，听听他的意见。

   

    到我们这把年纪，对年轻时代的回忆往往会出错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过程都会发生错误。例如，我对于小学第一册语文课本的回忆，现在我发现存在缺失。第五课似乎应该是：五，好学生，我们天天学习，我们要做好学生。以后似乎是：六，放学，放学了，我们回家，我们说：“老师，再见！”老师说：“再见！再见！”。七，回家，大庆回到家里，妹妹说：“妈妈，哥哥回来了。”

    对第一册语文课本，我还想起几课。之一，解放军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枪。那是什么，那是炮。谁拿枪炮打敌人？中国人民解放军。之二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子，结豆荚；种瓜子，结大瓜；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。之三，工人爱机器，农民爱土地，战士爱枪又爱炮，学生要爱书和笔。还有两个故事，一是全家大小拔萝卜，二是狼模仿羊的妈妈，想骗小羊开门，但被小羊识破，我把这个故事与熊家婆的故事混为一谈了。

   

    以后的语文课本，我还回忆起一首诗歌：举杯祝福毛主席，发了芽的榆树，得了雨水更茂盛；孩子见了母亲，怎么能不亲近；红花长在草原里，草原显得更美丽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，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坐在一起！透明的杯子里斟满了酒，我双手高高举过头，祝福兄弟民族大团结，祝福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！

2016-10-9

      毛时代的共产党最喜欢搞群众运动，有政治运动，经济性运动，还有其他内容的运动，例如19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。这场运动的持续时间很长，从1950年开始，直到1960年代初。我们小学生参加的“除四害”运动（大约从1955年开始），就是爱国卫生运动的组成部分。

         要不是茅老师提供的那张1956年的照片，我记不起自己曾当过四牌坊小学的“除四害”模范。大概是苍蝇打得多吧。那时我们每人有个小玻璃瓶，每天要把拍死的苍蝇拿到学校去计数。当时的“四害”指苍蝇、蚊子、老鼠和麻雀。印象更深的是驱赶麻雀（吆麻雀）。半夜三更，天空一片漆黑，我们排着队伍，打着火把，敲锣打鼓，挥舞旗帜，鸣枪（鸟枪）放炮（鞭炮），跑到城外武城山上狂呼乱叫，不让麻雀睡觉。你别说，还真有一两只累死的麻雀从天空中掉了下来。

        然而，1960年我在杂志上看见科学家发表文章，说麻雀被大量消灭后，导致害虫大量繁殖，庄稼遭受的损失大大超过被麻雀直接吃掉的粮食。后来，”四害“名单中拿掉了麻雀，代之以蟑螂或臭虫。这说明，除四害运动从一开始，其目标的确定就存在问题，至少没有充分听取科学家的意见。当然，爱国卫生运动包括除四害运动，对民众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的改善，对于防止某些疾病的传染，还是有一定好处的，总的来看，是利大于弊的。

        我们参加的另一个运动是“扫除文盲”，简称“扫盲”。大约在1956年下半年，一些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，每人“承包”一名文盲，分配给我的是我家所住的那条胡同（吉人巷）的一位中年妇女，她在理发店上班。每天放学后，我到她家里教她认字。她原先一字不识，现在每天要学十来个字，非常吃力，学了后面的字，往往就忘记了早先学过的，我就得为她炒“回锅肉”。。她学了大约三个多月后，我陪她去学校参加考试。“文盲摘帽”的标准大约是1000个常用字。第一次考试没有过关。当天晚上，吃过晚饭，我抱着家里唯一的一条毛毯，跟她去学校，在教室内”现炒现卖“，一直搞到次日凌晨四、五点钟，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，最后她总算过了关。

         解放初，中国有大量文盲，一份资料说，文盲占人口总数的80%，有的农村的文盲率高达90%。共产党为了减少文盲，利用学生的无价资源，搞扫盲运动，初衷是好的，也受到一定的成效。然而，要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，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发展教育。发展教育需要投入一定的资源，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，因而教育的发展速度就不能不受到限制。共产党领袖主政的思维，往往带有不管客观条件、急于求成的倾向，除四害和扫盲运动，就是其中的两例。跟后来发生的大跃进运动相比，这两个运动收到一定正面效果，未造成政治、经济上的严重损害。

         1957年的反右运动，中小学生没有资格参与，教师和城镇居民参加了。有段时间，我家所在的居民小组每天晚上召集居民开会，说是“给党提意见”，居委会还派了一位高中生来做记录，但后来当局没有在居民中划右派。四牌坊小学的教师，至少有一名（音乐教师）被划为右派，后来不知被弄到哪里去了。同学廖勉的父亲、津三中教师“廖花脸”（绰号）被打成全县有名的大右派。津一中至少三位教师当了右派：廖昌族（数学）、蒋廷表（语文，有次我看见蒋廷表在茶馆里说评书）和严松父（美术）。津一中毕业后在人民大学读书的刘表欣，被定为右派后开除学校，遣回江津当了搬运工。幸运的是，廖勉的母亲罗令娴，似乎没为丈夫当右派而仕途受到多大影响，她的副县长继续当，一直到文革发生。但廖勉1959年未考上津一中，显然就受到其右派父亲的连累。

         1978年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获得“平反”。在江津县政府主持这项工作的原津一中英语教师黄师群告诉我，江津全县一共打了238名右派，他一一审查过这些右派分子的档案材料，发现其中没有一人是想推翻共产党、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，有的只是对个别政策（如统购统销）有意见，有的是针对基层干部的官僚作风、粗暴作风提意见，或跟基层干部、党员有私人恩怨，结果成了右派，真是冤枉。共产党一方面大力扫盲，另一方面又把中国稀缺的知识精英打成敌人来整，岂不自相矛盾。

2016-11-17

原来如此，女生也和男生一样吃苦。

我大概有两天跟着廖德法他们“走捷路”，少跑了两、三趟。

一周后回来修整，茅老师说还要去，我就没去，可能有些同学又去了。

另外，58年，学校还组织学生住校，睡在二楼上的空教室里，有些男生去了，不知女生有没有去。晚上上厕所，很远，在东北角河边（如果校门正对正南方向），有同学怕鬼，就尿在地板上，尿液从地板缝隙留下来，滴到楼下的课桌上。还有个同学，好像是王英勇（他爸爸是公安局长），把尿撒到煤油灯里，第二天煤油灯点不亮，才发现他的恶作剧。

，

2016-11-16 23:43 GMT-05:00 nr8888 <573888102@qq.com>:

     咋没参加两路口的挑煤呢？全班都去了的。前几次你文中提到的为除四害吆麻雀，不顾脏和臭到毛厕俯身掏蝇蛹，大炼钢铁时为显示积极使尽力气撬木箱四角的铁包皮，甚至把正在用的火钩等统统丢到学校操场砌的土锅炉里了，不一会看到一坨坨黑乎乎的铁蛋滚到地上，一群孩子高兴极了，以为那就是钢！多幼稚多可笑呵。
      回到中渡街两路口挑煤吧，当时我们只有十一岁，每天睡在谷草铺的地上，早上起来时，头发上还粘着谷草，没镜子观察，女同学便相互拈去头发上的草，怱忙地洗脸，吃飯之后便是无休止地挑煤。多大的孩子呀，每天往返十趟。瘦小的身躯挑起几十斤煤炭，一拐一拐地行走在土泥路上，太苦太累了！更要命的是思家呀，从未离开过母亲，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班的几个女生有天挑完当天的次数后，坐在中渡街河边的沙滩上，望着河对岸的家放声哭了一阵，想家，想妈呵。
     好在时间不长，大概有一个多星期左右，劳动终于结束了。当我蓬头垢面地站在娘面前时，正在洗衣服的娘好高兴！她来不及洗掉手上的皂沫，在围腰上擦了擦，给我梳头抹抹脸，然后抱起小弟拉着我的手，一路疾走到了小十字路口的一家小攴館，买了一盘包子让我和弟弟吃，娘吃没吃我记不清了。这是娘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我下館子！每次回忆起难忘的情景，我已是热泪滿面。暂写于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