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白诗云：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”，其中的“江陵”是湖北的地名，本文的“江陵”却是指重庆的江陵机器厂。
毛时代，江陵厂是重庆的“八大兵工厂”之一，直属第五机械工业部，全厂约5000职工，生产小口径炮弹。文革中，该厂出了个著名的造反派头头-----“反到底派”的“一号勤务员”李木森，他由助理技术员一跃而上当了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，相当于现在的重庆市副市长。
一九七〇年代，我在四川合江县长航社的拖轮上当轮机工。1974年7月至1975年4月，我被江陵厂借调到该厂的船队工作，为期约九个月。
江陵厂位于江北区（现渝北区）大石坝。一条约两公里长的公路从厂区通向嘉陵江边，那里是该厂的专用码头和船队所在地，距上、下游的两座嘉陵江跨江大桥很远。船队职工有时在这里靠一条人力小木船渡河，到达对岸的李子坝。
江陵厂船队包括一只趸船、两艘拖轮和数艘驳船。趸船是一个钢质的长方体，两层楼，外表呈深绿色。趸船上设有船队支部书记何某和队长陈某的办公室，还有一间会议室。
这两艘拖轮中，一艘新近建造的形体较大的拖轮叫“江陵二号”。另一艘拖轮形体矮小，设施老旧，叫“江陵一号”，我在这艘拖轮上当了约九个月的轮机员。
“江陵一号”长不到20公尺，宽约4公尺，船头、船尾各有一间船员舱，中间是机舱，里面装两台柴油机，机器的尺寸与功率类似国产4135船用柴油机。 轮机长吴明科说，这两台柴油机来自1949年共军从蒋军手中缴获的一艘美军登陆艇。 柴油机上的黄铜铭牌显示，它们是1930年代由美国一家工厂制造，机龄已近40年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：这么“老”的机器还能使用么？
上船没几天，我就发现排气管冒蓝烟，机油消耗超过正常，这说明气缸磨损过度，气缸与活塞之间间隙过大。检修机器时，我的猜测获得证实，而且我还发现，曲轴和连杆大瓦的磨损更严重，以手摇动，会塔塔作响。吴明科说，这两台柴油机没有配件，检修时只能清洗之后原件装回去。国产柴油机如果磨损到这种程度，必须更换活塞环和连杆大瓦，否则会出大事故。奇怪的是，这两台美国机器除了机油消耗较大，居然可正常运转，而且其实际展现的最大马力超过额定功率。美国1930年代的内燃机制造技术水平，由此可见一斑（2017年，在贵州桐梓县的大山深处，发现两台美国GE公司于1942年制造的发电机组，历经七十多年，仍在正常运转）。
“江陵二号”的主要任务是把该厂制造的不合格炮弹，运到长江里销毁。我们拖轮的主要任务是沿嘉陵江逆流而上，去北碚把天府煤矿生产的煤炭运回厂里。然而，我们的拖轮至少有四分之一时间没有任务，停靠在码头上。“江陵二号”轮停泊码头的时间更多。这时候，船工无事可做，除了吃饭，就是打扑克牌“拱猪”，或坐在椅子上望着滚滚的嘉陵江水发呆。
在重庆地区，不仅江陵厂，其他军工厂的船队皆如此。相比之下，合江县长航社这类集体所有制水运企业，虽然其船舶的建造水平远不如军工厂船队，却很少停航。这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之一。军工厂是国有央企，生产计划由五机部下达，原材料由五机部调拨，产品由五机部包销，工厂无需考虑经济效益，亏损了可向国有银行贷款。但集体所有制企业始终受到盈利的压力，亏损或盈利太少，是得不到银行贷款的；如果发不起职工工资，职工可能闹事。因此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效率一般高于国有企业。
“江陵一号”的船长张中玉。约40岁，略有谢顶，络腮胡，但总是刮得干干净净。轮机长吴明科，约30多岁，脸上老是笑呵呵的。两人的家属皆在重庆郊区的农村。吴明科喜欢钓鱼，他曾经用滚钩在嘉陵江里，钓到一条约15斤重的大鱼，一半拿回家，另一半在船上与同事分享。那时的嘉陵江，沿岸的天源化工厂、造纸厂等天天向朝江里排出大量废水，江水受到严重污染，江面上经常漂浮着约一尺厚的黄白色泡沫。渔民在嘉陵江已经很难钓到鱼。吴明科居然钓到大鱼，确实罕见。
“江陵二号”有两名青年水手，皆是从农村招回城市的知青，一个叫李亚东，另一个姓廖，外号“尿包”（四川话里“廖”、“尿”发音相近，廖包即是尿泡）。李亚东是矮个子，瘦削脸，身材矮小精干，他有句口头禅：“莫看我把把（块头）小，阴倒（暗中，实际上）是颗金刚钻。”一次，“江陵二号”把炮弹废品运到重庆长江下游的深沱，抛入江水里用雷管引爆。李亚东跳进江水里拣捞被炸死的鱼时，被一枚延迟爆炸的炮弹炸死。可怜他的“金刚钻”从未派上用场！
“尿包”个子稍高，身材壮实，长圆脸，一幅吊儿郎当、放荡不羁的表情。一次，“江陵二号”停靠北碚码头，他跑到街上，褪下右侧衣服，学藏族歌手，手舞足蹈，扯开嗓子高唱文革中流行的红歌《北京的金山上》。许多市民前来围观，以为他精神失常。
另一次，在北碚缙云山，“尿包”见到三名面容姣好，一身合体新军服的女兵，大概是刚入伍的文艺兵或医务兵。“尿包”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，用手指点着她们，惊呼：“嗨呀，看女解放军哟，快来看女解放军哟！”那几个女兵吓得花容失色，以为遇到了疯子，落荒而逃。
李亚东对我讲述尿包的这些“轶事”时，“尿包”也在场。李亚东讲完后，“尿包”闪着一对狡黠的眼睛，问我：“戴大学，你看我是不是疯子？”我笑笑说：“硬是有点疯。”
“尿包”从农村调到国防大厂，工资、福利和社会地位胜过同龄人，却被分到船上当水手，做的工作只是拖轮启航时收缆绳，靠泊时套缆绳，毫无技术含量。再者，当时全社会“开后门”成风，“尿包”无权可以利用，于是成为愤世嫉俗的愤青。
船队的陈队长四十多岁，长脸，高个，常戴一顶黑呢帽，穿着不讲究，一看就是一个从工人里提拔的基层干部。他文化水平不高，却常常一语点到关键。他的名言是：“人家吃了一包盐巴都没有喉（音hou1，意为“哑”，旧时四川迷信，盐吃多了会变成哑巴），你沾一点就喉了。”这句话的意思与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”如出一辙。
那一年，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开展“批林批孔”运动，批判“走后门”等“不正之风”。一天，船队开大会，江陵厂机动科党总支书记出席，陈队长又端出那句名言，总支书记立即严正驳斥：”沾一点盐会喉，吃一包盐也会喉。”
在会上，总支书记讲述了重庆一些企业发生的“不正之风”故事。
（1）在重庆最大的兵工厂、制造小口径步枪的建设机床厂，一名车工用直径近一尺、长约两尺、价值一万多元的不锈钢锭，制作了一只不锈钢质的“尿罐”（马桶）。
（2）一机部所属的道角机床厂，用卡车运来半吨的一寸角钢，卸在工厂大门口，第二天这些角钢就不翼而飞，一根不剩，全被工人拿回家做金鱼缸了。
（3）一天深夜，江陵厂保安人员看到两人抬着一根木头在马路上走，拦下一查，这是一对父子，父亲是该厂某车间党总支书记，儿子是本厂工人，而木头则是两人从厂里偷来的木料。
（4）江陵厂有一幢五层公寓楼，供单身职工住宿。有人突然发现，楼顶的木头大梁被人偷偷锯下盗走，大楼变成了危房。搜查职工宿舍时，在厂团委书记的房间里查出用木头大梁制作的柜子。
那时候，进工厂当工人、当兵、上大学、购买肉类、食用油、白糖紧俏物资，都要找熟人关系“走后门”，或者行贿。在“自由市场”，粮食、鸡、鸭、鹅、鱼的价格是官方牌价的两三倍。甚至牙膏、火柴、香烟等商品也要凭票供应。
官方号召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，媒体的宣传热火朝天，天天刊登大批判文章。在民间，文革初的“革命狂热”已经冷却，民众专注于打造家具、做金鱼缸等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，对政治运动无动于衷。许多人坐公共汽车、火车，能逃票就逃票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
在船队的趸船与江岸之间，常年停靠着一艘小渔船，长约10公尺，宽不到两公尺，中间有竹子顶棚，船上住着王姓渔民夫妇和两个女儿。小女儿约13、14岁。大女儿约20来岁，叫王远凤，是江陵厂的工人，她中等偏矮个子，五官精致，脸上少许雀斑，皮肤偏黑，身材苗条瘦削，常穿白底红花连衣裙，手撑一把小伞，走起路来，颇有风姿绰约的风韵。她是江陵厂的“名人”。
王远凤原先也是下乡知青，后来被江陵厂招到厂里，当了学徒工。下乡前，她水性很好，在重庆市组织的横渡长江比赛，曾获得女子组冠军。据说，王远凤在当知青期间，曾与多名知青发生过性关系。
她进厂后，有天晚上，在单身职工宿舍，与三名单身青年工人共度一夜，收费一百元（那时重庆市大多数职工的平均月薪也就30-50元）。事发后，王远凤得到一个“一百块”的绰号。厂里把她的学徒工转正期推延了一年。
船队何支书是军队转业干部，四十多岁，方脸，戴眼镜，似乎有点知识分子的派头。他平时寡言少语，船队开会也很少讲话，让陈队长唱独角戏。每天早上，當王远凤从小渔船走上岸，去厂里上班时，何支书往往会站在趸船上，笑眯眯地喊一声“王远凤”。王远凤一般不回答，只是回头看何支书一眼，点点头就扬长而去。何支书会一直站在趸船上，看着她离去，直到她从视野里消失。看来，王远凤的风流韵事似乎并未影响何支书对她的友好态度。
无独有偶，江津也发生一起卖淫案。1976年，一天，重庆某厂的一艘驳船，停靠在江津通泰门码头有。船工与县城一名20多岁女子联系买春，女子陪七名船工睡一晚，收费120元。第二天一早亮，她丈夫见妻子未归，就上船去找妻子。妻子已经被弄得不能下床，丈夫背她下船后，立即送她去医院，此事于是曝光。
该卖淫女已婚，有一幼女。丈夫劳改释放后，无业。婆婆常年卧病在床。全家四口的生计，靠她一人在街头摆摊卖香烟维持。她组织了一个地下卖淫集团，有七、八名女性成员，未婚、结婚皆有，有的有正当职业，有的无工作。她负责为成员介绍嫖客。此女卖淫事发后，次年春节，她及其手下七名妓女曾被抓来游街。游街时，其他女性皆低头，她却昂首挺胸，毫无羞色。邻居说，她过去因卖淫被派出所抓过，她对民警说，丈夫没有工作，她摆摊卖香烟无法维持全家生活，不得不卖淫。派出所只好将其释放。
小舅子邓光明讲过一个故事。重庆市有一男子，发现其未婚的妹妹经常下班后，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出门，很晚才回家，而且平时花钱很挥霍，就起了疑心。一天，他跟踪妹妹，见妹妹来到一家门口，敲开门，走进去，很久不出来。他前去敲门，一位老太太开门，问他找谁，他说找女朋友。老太太就拿出两大本相册，叫他自己找。他翻开一看，里面全是女人照片，他在第二本相册里，发现妹妹的照片。他知道妹妹在卖淫，就对老太太说，他一个都不喜欢，匆匆离开。回家后，他去派出所报案。公安机关破获了这个卖淫集团，其组织者是某公社的党委副书记。
友人龚登熊告诉我，文革中，1967年，江津造反派组织江津中学“九七战斗团”几名学生，去白沙镇集体嫖妓。该暗娼长得很漂亮，皮肤白，天生卷发，长相有点像洋人，外号“茱莉亚”。她家庭“出身不好”，无业，就在家卖淫。“九七”中学生与茱莉亚完事后，她赞扬其中的学生“桃儿”“最厉害”，能“连续作战三次”。（“桃儿”本名陈兴涛，其父是雕章刻字的工人，我见过，讲话有外省口音。“桃儿”于1968年参军）
1972年，我在合江长航社造船厂当工人。一天，我中学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何锡忠前来找我。他没考上大学，到处打零工，这次想来我们船厂当电焊工。与他同行的是一位年轻姑娘，中等身材，圆脸，五官精致，体态丰满。何锡忠说是他的女友，姓刘。次日，我们在合江县城一家餐馆吃饭，遇到另外两位来自江津的友人龚登熊和张乃钧。后来，张乃钧告诉我，那个女孩小名“刘三”，也是“家庭出身不好”，失业在家，靠卖淫为业，是江津县城有名的暗娼，他也曾嫖过她。
合江长航社有一名青年船工，姓罗，小名“罗八”，在拖轮上当舵工。文革中，他是当地造反派的头头。有一次船工聊天，他说，文革中，他去王场（榕山镇）“搞梭叶子”（合江土话，意为嫖妓），他花120元买的一只上海牌手表被妓女偷走了，他事后去追讨了回来。
卖淫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。在中国约两千年的皇权时代，以及近40年的民国时期，卖淫都是合法的营生。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，全国各地的妓院被关闭，妓女被送到边疆接受改造或被迫转行，暗娼也被取缔。卖淫在新中国销声匿迹。然而，在文革的中后期，卖淫嫖娼似乎正在社会底层的某些角落死灰复燃。
看来，“革命”只能暂时约束人们的性行为，但不能持久。即使是“革命精神”最狂热、手段最极端最彻底的所谓“无产阶级革命”，亦是如此。
1975年4月，我们的借调期满。江陵厂里用一辆解放牌汽车，经隆昌、泸州，把我们送回合江。
下面是听到的几个笑话。
（1） 一个地主，请了个老师来家里，教傻儿子认字。第一天，老师教他认了个“人”字。第二天，老师教他认了个“钱”字，然后要他读“人”字，他读不出来。老师就给他一巴掌，说：“你认得到钱就认不到人。”（沙弥）
（2） 江津农村有母女俩，养了一头猪，春节前将其宰杀。当时政府规定，农民自己喂养的猪宰杀，其中的半扇猪必须以牌价（低价）卖给国家，另一半扇猪、猪头和四只猪脚归农民。母女俩用盐腌好猪肉，装入箩筐，放在阁楼上，两人一起回娘家过年。春节过后，母女回家，发现猪肉和猪头被人偷走，只剩下四只猪脚。小偷还在墙上留下一行字：”你懒我不懒，跟你留几根猪脚干。”四川话的“懒”与“腌”同音。那时农民买不到牌价供应的猪肉。母女俩原先打算用这些猪肉解决全年的吃肉问题，现在则欲哭无泪。（家父）
（3）一小学语文教师，为了应付次日的观摩教学，提前教会学生阅读课文。课文里的“铺盖”一词（即“被子”），笔画较多，她特别要求学生一定要认识。次日，校长和其他老师来教室观摩她教学。她在黑板上写下“铺盖”，叫一名学生站起来念。学生茫然不知所措。她启发他：“你家里有没有床呀？”学生：“有。”老师：“床上睡得是谁呀？”学生：“是妈妈。”老师：“妈妈身上盖得是什么呀？”学生：“是爸爸。”老师急了：“铺盖呢？”学生：“被爸爸蹬到床底下去了！”
（4）重庆某医院，一农民去看病，医生开处方叫他去打针。他来到注射室，傻呵呵地望着年轻的女护士。护士对他喝道：“臀部！”。许多四川人把“臀部”念成“殿部”，护士亦不例外。农农以为护士问他的是“垫布”，即挑担时垫在肩上的厚布条，就回答：“垫布搁在家里，没有带来。”护士冒火了：“把裤子脱了！”农民没穿内裤，他脱了裤子，下身赤裸面对护士。护士脸一红，骂道：“畜生！”农民听成“出身”，急忙回答：“贫农！”护士吼道：“趴到床上去！”他照办。护士拿起针筒，狠狠扎在农民的屁股上。农民痛得要命。他穿上裤子，自言自语：“妈个逼！幸好老子出身贫农，要是出身地主，还不把我痛死！”
（5）重庆某厂，周六，快要下班，党委书记用广播通知全厂职工：“明天的活动，厂里是这样安排的：上午，男职工去洗澡（厂里的澡堂只在星期天开门），女职工去参观“阶级斗争教育展览”；下午，女职工去洗澡，男职工参观。只许看，不准摸，不准拍照。”全场职工哗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