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研（未定稿）

考研（未定稿）

    （2012年10月初稿，未经本人许可，请勿转发）

         1976年10月，“四人帮”垮台。次年，党中央下令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”。那时，我在四川合江县长航社当船工已有七年。长航社全名“长途航运合作社”，是一家集体所有制单位。一天，县委组织部长找我谈话，称“大学毕业生不应分配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”，然后把我从长航社调到县农机局，与从其他集体所有制单位调来的三名大学生一起，成立了县农机局下属的“农机研究所”。

  长航社还有一位大学生叫李光林，他是我中学六年的同班同学，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系船舶动力装置专业，他被调到县变电站。我俩的配偶都不在合江县城，亟思离开合江，以解决夫妻分居的“老大难”问题。

         光林的妻子在重庆七一仪表厂（五机部所属）工作，从合江县直接调往大城市重庆，难度很大，于是他通过关系，与妻子一起调到江津红阳厂（六机部所属）。我妻子原是重庆知青，于1977年5月办理“顶替”，跟女儿一起从合江农村回到重庆中梁山，在集体所有制的中梁山运输社当工人。我没有门路调往重庆或江津，妻子调来合江也很困难。我曾经毛遂自荐，联系调往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，还寄去一篇英文翻译习作，但没有得到回音。眼看林东的调动在不断进展，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四处乱转，找不到出路。

         突然传来一个消息：中国恢复了研究生制度，并将于1977年招收文革后首届研究生。我想也许这是个机会，就跑到县招生办公室，查阅招生资料。北京天文台招收天体物理专业研究生的资料引起我的兴趣，一来，该专业只考英语、政治、普通物理和高等数学四门，这正是我在大学读过的课程。另外，中学时，我曾对天文学发生过兴趣，订阅过三年的《天文爱好者》杂志。1965年考大学，我曾想报天文学专业。但文革前中国只有两所大学有天文学专业，一是南京大学，但1965年该校不在四川招生；二是北京师范大学，但师范院校招生要口试，我那时说话有点结巴，师范院校就被我排除在外，于是报考了其他大学。这次考研，说不定能回归我一度心仪的天文学。于是我申请报考，并拿到了准考证。

         县农机研究所是个新成立的单位，没有住房，我暂住在旅馆里。经过仔细思量，报考天文学研究生的念头开始动摇。在科大念书时，我在图书馆看到一份教育部内部资料：如果以系为单位，1965年南大天文系高考招生分数全国第一，那里尖子学生云集。文革中，该校天文系许多毕业生没有分到天文台，而流落到基层。例如，江津54研究所（五机部所属）就有个南大天文系66届毕业生，贵州赤水县也有南大天文系的毕业生。这些人很可能考研究生。即使我的考试成绩跟其他考生一样，人家也会优先招收本专业毕业生。

        于是，我又去招生办公室，把全部招生资料再筛选一遍，终于发现另一选项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招收的中国造船史专业研究生，考试科目为政治、英语、中国通史、普通物理和船舶原理。我在大学只念了一年书，但英语水平已可阅读科技文献。在长航社，我参加过小型拖轮的建造，看过船舶设计方面的书籍。中国历史嘛，临时找几本历史书翻翻也不难对付。此外，文革前，中国有四、五所几家大学设有造船系或专业；文革中，这些大学毕业生大多分到造船厂，他们如考研究生，多半会报考本专业，想改行搞文科的恐怕不多。我中学时喜欢文学，知识比较庞杂，未必竞争不过他们，于是我就改变主意，报考了造船史研究生。后来我在科学史所获悉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当年全国报考这个专业的一共才七人。

         我得到中科院寄来的准考证后，合江一些友人，皆认为我考不上。有位好友劝我还是报考天体物理。我不为所动。考研完全是为了离开合江，选择专业的标准不是个人爱好，而是考上的几率。对造船史，以前我从未产生过兴趣，更谈不上有所研究。考上了当然好，考不上对我也没有损害。万一运气来了，瞎猫碰上只死耗子呢？

         话虽然这么说，对这次考试，我还是非常重视的。农机局领导允许我不用上班，全力备试。我在县图书馆和友人处借来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（四册），还到重庆图书馆借到《船舶原理》，这些都是科学史所导师周先生指定的参考书。为了增加考上的可能性，我分别给高中语文老师傅道文（当时在永川江津师专当教务长）和科大老师于书勤写信，请他们为我向科学史所写推荐信。于老师还到系里查档案，把我的高考成绩单复印后寄给我，我再寄给科学史所。

         县里初试之后，我接到去北京参加复试的通知书。 1977年7月，我来到北京东郊的第二外语学院的复试考场。参加造船史研究生复试的只有两人-------我和我后来的师兄徐英范。复试内容早已忘却，只记得加试了古代汉语。徐毕业于上海交大造船系，先去了新疆，后来调到南京中华造船厂当技术员。他妻子是南京铁道医学院教师。他考研的动机是想全家搬到北京。文革前交大造船系是中国造船界第一块招牌。徐于66年毕业，大学课程已全部学完，毕业后在造船厂工作，各方面条件皆比我强。但招生名额只有一个，我和他两人中只能录取一人。所里讨论时，导师周先生倾向于要徐，复试考试评分，他给徐打的分数，比我多一两分（满分100）。

        文革后招收首届研究生，仍要对考生进行政审。科学史所派了政工干部老于和老陈，来合江对我政审。他们到长航社一了解，长航社的干部对我赞不绝口，为我作了很好的鉴定。后来老于对我说：“小戴，看来你跟单位领导关系处得不错嘛。”这里我得饶舌几句。

         刚到长航社时，我一身的书生气，对社会现实两眼一抹黑，对关系学一窍不通。我很看不惯基层干部的腐败风气，有时跟工人一起议论本单位当权派，被人打了小报告，导致当权派对我不满。而光林适应社会的能力比我强，他跟当权派一起喝酒下象棋，关系搞得不错，自己又是团员，在船上工作没几年，就被调去搞整党。我一直当船工，碰了不少钉子之后，终于弄明白了：县官不如现管，胳膊扭不过大腿，顶头上司万万不可得罪。于是，我回老家江津探亲时，买了土特产米花糖、广柑酒、广柑，送给当权派。这样，当权派对我的印象陡然改观。四人帮垮台后，总支书记李德普主动拉我入党。所谓支部讨论，其实只是当权派一句话，家庭政审也顺利通过，但报到县委组织部，却遇到全县搞整党，暂停组织发展，最终没有成为中共党员。

         科学史所开会研究招生时，周先生倾向于招徐。老于和老陈则力主要我，并提出三条理由：我在大学仅念了一年书，原学专业不是造船，毕业后在小县城当工人，考研成绩居然跟66届大学生、在大城市工作的徐差不多，这说明我自学能力强；我比徐小四岁，搞研究更有发展前途；原工作单位对我作的鉴定很好，而徐的鉴定则不怎么样。那时政工干部说话还很有分量，周先生则是个好好先生，所以所里最后决定招我。后来，科学院认为该所研究力量薄弱，增拨了几个名额，徐才得到录取通知书，成了我的师兄。

        那年科学史所一共招了14名研究生，除两名工农兵学员年龄比我略小，其他皆比我年长。14人中，三人刚毕业就出国，四人分到外地。留所的七人中，我最早发表学术论文，以后几乎年年发表一篇论文，此外，还和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邱克合作翻译了一本英国学者写的《海洋考古学》（1991年海洋出版社出版，2023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再版）。